高中生研究流浪者：四成家长曾告诉孩子他们是骗子

在城市的不少角落蜷居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中有年迈的老人，有几岁的娃娃，有青年男女。他们随处可见，有的聚集在人潮拥挤处，有的晃荡在街头巷尾。他们看上去慵懒、散漫、贫穷，对周围的一切淡漠，他们身着褴褛的衣裳，有些甚至光着脚……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城市流浪者。对他们，我们熟悉而陌生。

对这些流浪者，绝大多数市民只是淡淡一瞥，而杭二中的一群高中学生，却耗时6个月，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故事，在调查的基础上，竭尽所能地寻找一切可行性方式去帮助他们。

学生们真挚的善意也赢得了回报，在刚刚落幕的2016届CTB（中国大智汇创新研究挑战赛）上，他们的课题成功摘得了杰出社会动议奖。

A

流浪者都是骗子？ 还是人们戴有色眼镜看他们？

杭二中一群高中生决定走近他们了解他们

课题的发起人是杭二中高二年级的一名女生，名叫王睿琪。“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想利用课余时间干些有意义的事情。”她说。

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她决定通过学校广播招“盟友”。

和王睿琪有相同想法的不止一个。招募令发出后，很快有不少人报名，这些人中有高一学生，也有的正在上高二。很快，一个10人实践小组成立了。

“大多是不认识的同学，想参与社会实践无外乎两个想法：一是锻炼自己，丰富人生经历，再就是想把触角伸得更远，去看看社会，探究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一面。”王睿琪说。

小组成立后第一个实践做什么？大家讨论得很激烈。有人提议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也有人觉得应关注社会焦点问题。

同学们头脑风暴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帮助城市流浪者”这一主题出现。这是一名高一女生提出来的。她说的理由，让大家都很有感触。

王睿琪回忆：“这名女同学说，她从小到大，无论跟哪位长辈上街，遇到流浪者的求助，长辈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跟她说，不要理会这种人，这些人都是骗子，专门骗小孩子的钱。”

这名女同学说，她刚上初中的那年冬天，曾在街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白发爷爷，老人赤着双脚沿路翻着垃圾桶寻找着食物，当她想上前给老人家一些钱时，耳边响起长辈们的教育。就在她犹豫时，老人走远了。钱没给出，这事成了她心里的一个疙瘩。她说，这些年始终问着自己一个问题：流浪者真的全是骗子吗？还是大人们从一开始就戴上了有色眼镜在看待这一群体？

“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团队没有一个成员是真实了解过流浪者这一群体的。我们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后，王睿琪和同学们按着分工开始着手调查。

B

四肢健全玩着苹果手机的年轻人居然也是流浪者

大家意识到帮助流浪者重塑自信是关键

救助站是政府根据需要设立的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的机构。同学们第一个决定去的就是这儿。

今年1月初，同学们第一次来到位于西溪路870号的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王睿琪回忆，在这里看到的让大家“意想不到”。

救助站的院子里聚集着几名流浪者，其中一名20多岁的青年流浪者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四肢健全，穿着整洁的衣服，手上拿着一只苹果手机正玩着。“大家都不敢相信他是个流浪者！为啥好端端的一个青年人，明明能自食其力，却要在城市流浪呢？”

再看救助站里所有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的状态，大家心情越发沉重。

同学们了解到，目前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在职人员共63人，由于流浪人口众多，压在每个工作人员肩上的任务都十分繁重，平均每人全年出差60多天，每天每人基本服务45至90名流浪者，尤其是在照顾身患疾病的流浪者时，工作人员的健康也面临威胁。

“得照顾每个流浪者的衣食住行，有生病的还要将他们送医，明显感觉到工作人员忙不过来。”一名同学在走访报告中写道。

同学们还了解了救助站针对流浪者的主要救助模式：流浪者来到救助站后享受到的是临时救助，工作人员会尽力劝说流浪者回原籍，不过这种劝说不带有强制性，也就是说愿不愿意回原籍，最终还要看流浪者自己的选择。

这一回走访，同学们领悟到，要想帮助城市里的流浪者，仅仅靠救助站的力量是不够的，大家还发现了临时救助政策中的局限——即便是劝说有效，流浪者回到了原籍，他们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

“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因为无法在原籍生存才会出来流浪，我们认为让他们有事做才是解决之本。通过就业，流浪者不仅能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更重要的是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而要帮助流浪者，在同学们看来，不仅仅需要政府、救助站，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或是第三方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应伸出手来。

C

渴望得到帮助的流浪者真的很多

同学们从关注者变成行动者

寻找火车站、桥洞下、公共场所等处的流浪者，是同学们第二步要做的。

“春节期间火车站人流量很大，我们在这里找到几名流浪者时，他们就窝在车站购票大厅的最角落里，看着眼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他们的眼神复杂，冷漠中又透着一丝丝渴望。”团队中一名成员吴金罕同学对这个场景深有触动。

她说，购票大厅有七八个流浪者，他们就坐在只铺了一块塑料布的地上，所有人围拢着。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见到同学们靠近，拖着一条腿站起来。同学们注意到，老人走路时有些一瘸一拐。

同学们问他过年回不回家，老人马上连摇脑袋。“他说不回去，家里都没人了。还说东北那边雪太厚，不如杭州温暖。”吴金罕说，老人说话时嘴巴总是张得很大，舌头还斜向一边，不仅发音发不准，还一副很吃力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曾经中风过。

“老爷爷说自己是个农民，2007年8月中风前还在干农活。中风后，老婆带着儿女离开了他，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就只好四处流浪了。”吴金罕说。

跟这名老人做伴的还有一个中年人，看上去身体也不好。中年人说自己原是一名建筑工人，后来在工地上出了事故，老板却不肯赔他钱，自己没钱治病又没能力再干活了，所以只能出来流浪。

许许多多个流浪者的故事让同学们震撼，大家的想法慢慢转变：从一开始的关注者变为行动者。同学们再次来到救助站，和工作人员一起干活，学习如何照顾流浪者，帮他们送饭打菜。

D

设计5份调查问卷起底社会对流浪者的态度

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并帮助这个群体

一个急切的呼声，成为所有成员努力的目标：帮助流浪者，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献爱心行列。

同学们连续熬了几天几夜，最后设计出5份调查问卷，分别向小学、初中、高中及企业共16个单位进行了发放，以此来摸底全社会对流浪者的态度。其中，问卷A面向网友发放，征集大家对救助站的了解情况；问卷B、C、E分别在小学、高中、初中发布，调查四到十二年级之间不同年龄的学生对城市流浪者的看法以及父母对他们的影响；问卷D调查了市民对城市流浪者的看法。

调查显示，各阶层对救助站的了解少之又少，其中27%的中小学生对流浪者持保留态度，问卷B显示有41%的家长曾告诉孩子流浪者是“骗子”“不值得同情”，问卷D中“你认为流浪者为什么而流浪”一题，有60%的市民认为是“因为他们懒惰，不愿工作”，30%的市民选择了“他们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在如何帮助城市流浪者方面，77%的社会人士表示愿意施舍给“残疾或无劳动能力者”，60%愿意施舍给“吹拉弹唱卖艺者”，在学生当中，有40.5%的人认为应直接施舍钱财。

同学们发现，人们对流浪者的信任程度较低，对施以援手的方式上，无论学生还是市民，都会选择“给钱”，而对于如何更深度帮助城市流浪者思考者甚少。

不过，大多数中小学生及市民赞同面向流浪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有52%的市民说应由慈善机构通过相关项目为流浪者提供职业培训，44%的市民认为应由政府直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学生中，有28%的人觉得与流浪者“谈心”是必要行为，能帮助他们心理疏导，让他们重拾自我。

“做这样一个调查，不仅是摸底，我们希望更多人能通过问卷关注到流浪者这个群体，并思考如何帮助他们。”王睿琪解释。

E

跨省调查成功帮助流浪者重拾信心的机构

在报告中建议复制推广相关模式

同学们的行动，也引起杭二中校方的高度重视。团队成立之初，学校就委派了经验丰富的陈颜龙老师来指导大家。在老师的帮助下，同学们开始了跨省调查之旅。

“上海有一家叫日新中心的店，做流浪者帮扶已十多年，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它让许多流浪者寻觅到了生活方向，重拾自食其力的本领。”王睿琪说，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奔赴上海。

日新中心是美国人创立的，规模不大，只有4名全职人员，中心有三层：最上层是阁楼；二楼是淋浴房和干净的衣服间，免费提供给所有流浪者；一楼是餐厅，面向流浪者免费开放。

中心现在负责日常打理的人叫Hanson，也曾是一名流浪者，是日新中心帮他脱胎换骨。

“我2009年来的上海，当时身上还有些钱，不过很快就花光了。生活看不到希望，足足有近一年时间，每天只知道到处晃荡，晚上就睡在一个商店的旧楼阁里。” Hanson说，日新中心在流浪者的圈子里很有名，是上海许多流浪者心中“家”的符号。

“几乎每个流浪者都知道可以来这里免费洗澡、吃饭，我流浪时也曾是这里的‘常客’，后来就成了这里的员工，接受了职业培训，还提升了生活技巧，现在生活完全步入了正轨。”Hanson是广东人。他说，闲暇时间他还会跟朋友玩玩攀岩。

Hanson介绍，中心已帮助五六十名流浪者步入正轨，“有想要改变的流浪者找到我们，我们都会给予帮助，并提供工作岗位”。

日新中心的走访，给了同学们许多启发。

“愿意前往日新中心的流浪者都是主动且积极的。在日新中心，流浪者与中心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流浪者面对救助站时，则更容易产生紧张感和抵触心理。”同学们在报告中写道，日新中心对流浪者的帮助模式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F

PK掉全国500多支高中队伍摘得CTB杰出社会动议奖

拿下“杭州首次”的他们说获奖只是起步

耗时6个月，无数次的实践走访，10万字的报告，这帮孩子在调查中成长，锻炼了自己，证明了自己。

“作为老师，面对这群学生都不得不说一句佩服。他们总是给我惊喜，每当一个难关摆在我们面前，我觉得大家会闯不过去时，过几天他们却告诉我们问题已解决。实践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将自己的social能力，发挥到了极致。”陈颜龙老师感慨，同学们自己运营公众微信号，找人设计了团队名牌，找人拍纪录片，找人写旁白配音等。最让他“佩服”的是，同学们将大量课余时间投入到社会实践，成绩却没受一丝一毫的影响。

同学们的辛劳很快得到了回报和认同，在上月底开展的2016届CTB上，团队凭借“高中生帮助城市流浪者的可行方案”这一课题，PK掉全国500多支高中队伍，入围15强决赛，最终摘得杰出社会动议奖。

CTB全称China Thinks Big，是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面向国内最顶尖高中生的社会创新课题学术研究竞赛，创办5年，杭州还是首次有高中参加。

对于学生们的获奖，杭二中校长叶翠微很自豪：“讲演时用全英文，代表着我们杭二中学生的实力，可我们的学生不仅有实力，更有善心，去发现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获奖，团队的同学们却显得平静许多。“跟高手交锋后，我们觉得做得太浅了。香港的一个团队，课题是帮助贫困学生，他们脚踏实地做了很多事，甚至回收衣服重新设计产品，然后变卖得钱。我们并没有完成真正帮助这一步。”王睿琪觉得这次获奖，只是一个起点，“感谢这次社会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时看不见的社会。”

●专业人士谈学生社会实践

高中生参与社会实践折射教育在进步

它可以帮助孩子独立成长及规划人生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魏廉听闻孩子们获奖，送上了祝福。

“高中生关注社会问题当然很好，但还是想多一句嘴，流浪人群实在太复杂，孩子们在社会实践中首先得保护好自己，这个过程最好在老师的陪同下进行。”魏廉说，目前杭州常年保持在有1万到1.2万的流浪者，其中不少是职业乞讨者，同学们的社会甄别能力还较弱，很容易遇到被骗或被欺的情况。

对于同学们调查所得的流浪者帮助模式，魏廉基本表示认同，“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杭州还没有第三方组织或社会慈善机构对流浪者展开这方面的援助，这或是一个帮助的方向”。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后导师刘来兵则十分欣赏高中生利用学习之余，做这样有意义的社会实践。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里社会实践是多余的，但社会在进步，教育也在进步，社会实践有点贴近西方式教育，跟孩子们未来规划和发展息息相关。”刘来兵说，同学们对社会实践的热情应当充分发掘，老师要多多鼓励，可考虑成立一个研究组专门加以引导和帮助，像杭二中这些学生做的这个社会实践，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了，是不是应该反映到学校乃至高考的评价上，“我希望能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是一种多元的评价方式。现在的学生有充分的胆量，去引导一个潮流和趋势，能把很多想法变成实践。教育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个人能充分社会化，帮助他完成独立生存的能力，而社会实践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能让孩子快速成长，更科学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